英美没收超400亿美元加密资产，为何受害者几乎零赔偿？

引言：被截留的数字财富

自2018年起，英美执法部门在十余起重大案件中，累计没收了价值超过40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绝大多数案件的受害者至今未能获得赔偿。这些本应物归原主的巨额数字资产，大多流入了政府国库、战略储备基金或执法部门的预算之中。本文旨在剖析这一系统性现象背后的制度逻辑与现实案例。

法律框架：为何赔偿之路被堵塞？

在传统犯罪资产追缴中，归还受害者是核心目标之一。但当涉及加密货币时，现有的法律与政策却往往使赔偿变得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

美国的“公平市场价值”上限

根据美国《联邦法规》，受害者有权索赔的金额被锁定在“损失发生之日的公平市场价值”。这意味着，即使政府没收并持有着受害者当初被盗的、现已大幅升值的原币，受害者也只能获得损失时的法币价值，资产增值部分依法归政府所有。

英国的“资产追缴激励方案”（ARIS）

英国的相关法规同样倾向于政府和执法机构。根据ARIS，被没收资产的50%直接分配给参与案件的警察和检察机关，另外50%上缴内政部。相比之下，为受害者设立的独立赔偿渠道资金份额少得多，且申请程序复杂，门槛极高。数据显示，2024-2025财年，英国执法机构通过ARIS获得了约1.603亿英镑，而受害者赔偿总额仅约4720万英镑，比例悬殊。

战略储备政策固化利益格局

2025年3月，美国通过行政令设立“战略比特币储备”，明确要求财政部留存而非出售没收的比特币。这一政策从国家层面强化了政府持有加密资产的动机，在制度上进一步压缩了受害者获得原物或等值溢价赔偿的空间。

典型案例剖析：巨额资产流向何方？

以下多个案例清晰地展示了被没收加密资产的最终去向。

英国“钱志敏案”：全球最大单次没收

2018年，伦敦警察厅没收了约61,000枚比特币，当时价值约3.05亿英镑。这批资产与中国的“蓝天格锐”诈骗案有关，该案导致超过12.8万名中国投资者受害，其中许多是老年人。至2024年审判时，这批比特币价值已飙升至约55亿英镑。

• 案件状态：主犯钱志敏已认罪服刑。然而，由于中英两国均主张对该资产拥有主权，民事追偿程序陷入僵局。
• 资产流向：预计将最终划归英国财政部。
• 受害者所得：截至目前为零，且最终获赔前景渺茫。

美国“丝绸之路”案：价值33.6亿美元的无主之财

2021年，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局（IRS-CI）查获了与暗网平台“丝绸之路”相关的51,680枚比特币。由于该平台本身被认定为非法，法院判定此案中不存在“合法受害者”。

• 资产流向：根据行政令，这笔巨额资产很可能被永久留存于美国财政部的战略比特币储备中。
• 受害者所得：零。

柬埔寨“太子集团/Huione”案：150亿美元悬案

2025年，美国司法部对柬埔寨太子集团创始人提起指控，并民事没收了约127,271枚比特币（当时价值约150亿美元），这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没收行动。该集团被指控运营大规模“杀猪盘”诈骗。

• 案件状态：民事没收程序仍在进行，针对该集团的国际制裁已同步展开。
• 资产流向：尚未最终确定，目前由美国政府保管。
• 受害者所得：截至2026年初，全球数万名已确认的受害者仍未获得任何赔偿，且无明确时间表。

朝鲜“Lazarus”黑客集团：追缴仅是冰山一角

朝鲜国家级黑客组织Lazarus累计盗取加密货币超50亿美元。美国当局虽已提起多起民事没收诉讼，但截至2025年，累计追回金额仅约5000万美元，不足总被盗金额的1%。

• 资产流向：已追缴的少量资产进入政府没收账户。
• 受害者所得：极少至零。多数损失由受害平台（如交易所）自行承担。

“LockBit”勒索软件案：5亿美元赎金未归还

2024年，多国联合执法摧毁了LockBit勒索软件团伙的基础设施。行动虽为受害者提供了数千份解密密钥，但此前已支付的超过5亿美元赎金并未被追回并赔偿给受害者。

• 资产流向：已冻结的资金归政府所有。
• 受害者所得：获得了避免进一步损失的解密工具，但无现金赔偿。

核心困境：受害者为何反复被忽视？

上述案例并非偶然，而是现行法律与利益分配机制下的必然结果。

1. 法律设计存在利益冲突：无论是美国的“公平市价”上限，还是英国的ARIS分成方案，其制度设计都优先保障了政府财政收入和执法部门经费，而非受害者全额受偿的权利。
2. 程序壁垒过高：受害者申请赔偿往往面临极短的申诉期（如30天）、复杂的证明材料（如完整的链上交易记录和KYC信息）以及对跨国司法程序的不了解，导致许多人永久丧失了索赔资格。
3. 国家战略与个人权利的矛盾：美国设立战略比特币储备，标志着加密资产被纳入国家金融战略视野。当国家利益与个体受害者赔偿诉求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占据绝对主导。

结论

当执法机构成功没收巨额加密资产时，公众常视之为正义的胜利。然而，当这些资产并未用于弥补受害者损失，而是悄然转化为政府资产时，它便构成了一种“合法的二次剥夺”。这暴露了现有法律框架在应对新型数字资产犯罪时的滞后性与结构性缺陷。重建一个以受害者权利为核心的资产返还机制，是加密时代司法公正面临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