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闭门会聚焦AI安全，摩根大通缺席引关注

一场非同寻常的华尔街高层紧急会议

近期，美国财政部长与美联储主席在华盛顿罕见地联合召集了六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首席执行官，核心议题是探讨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发布的新模型“Mythos”可能引发的网络安全挑战。据知情人士透露，与会者包括花旗、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富国银行以及高盛的掌门人。值得注意的是，摩根大通的负责人杰米·戴蒙并未现身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的规格之高，不禁让人联想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关键决策时刻。当时，政府高层同样紧急聚首，推出了大规模救助计划以稳定金融体系。而此次会议的触发点并非市场动荡，而是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的潜在风险，这凸显了AI技术对全球金融稳定的深远影响。

事实上，这已是Anthropic公司在短短一个半月内，面临的第三轮来自联邦层面的监管关注。

“防御工具”与“风险讨论”的错位

Anthropic在发布Mythos模型预览版的同时，启动了一项名为“Project Glasswing”的网络安全防御计划。该计划将模型的早期访问权限严格限定在12家创始合作组织之内，其中包括多家科技巨头以及唯一的一家金融机构——摩根大通。

这就形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局面：被紧急召集讨论AI安全风险的五家大型银行，并未获得直接接触核心防御工具（即Mythos模型）的权限。他们被要求评估风险并部署防御，却无法使用最前沿的AI工具来构建这些防御。

而唯一同时出现在合作名单和会议邀请名单上的摩根大通，其CEO却未能出席。公开信息显示，摩根大通不仅是Glasswing计划中唯一的金融界代表，其自身在网络安全领域也投入巨大，拥有数千人的专业团队。就在会议当天，该行分析师还发布报告，看好同为Glasswing合作方的网络安全公司前景。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揭示了技术访问权限的壁垒，更在关键参与者之间制造了信息不对称的鸿沟。

44天内的监管风暴与矛盾立场

回顾过去一个半月，Anthropic所经历的联邦层面行动，其速度和方向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事件始于2月下旬，美国国防部因Anthropic拒绝在合同中取消对AI用于“大规模监控”和“全自主武器”的限制条款，而向其发出最后通牒。在遭到拒绝后，联邦机构被命令停用其产品，Anthropic更被正式列为“供应链风险”实体。

然而，随后的发展出现了多重矛盾：

• 司法分歧： 3月底，一家联邦法院发布初步禁令，认为政府的处罚可能具有“报复性”，并暂时提供了保护。但到了4月8日，另一家上诉法院又推翻了这一保护。
• 监管聚焦： 同样在4月8日，财政部与美联储从金融稳定角度出发，召开了前述的紧急会议，将Anthropic的模型视为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来源。

同一家科技公司，在联邦体系内同时被部分机构视为需要保护的创新者，又被其他部门认定为必须防范的重大威胁，这种分裂的监管态度凸显了现有法律框架在面对颠覆性AI技术时的滞后与不适应。

“供应链风险”标签的转向与深远影响

“供应链风险”这一认定工具，其设计初衷是针对存在国家安全隐患的外国通信设备供应商，例如华为、中兴等公司。历史上，被列入该名单的均为外国企业。

Anthropic被列入此名单，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是首次有美国本土公司因与军方在AI使用伦理条款上未能达成一致，而非因存在技术后门或漏洞，而被贴上“供应链风险”的标签。政策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会对整个人工智能产业产生“寒蝉效应”，迫使企业在商业伦理与政府要求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一个原本用于应对外国技术威胁的工具，首次被转而用于制裁一家坚守AI使用限制的美国公司。这标志着监管逻辑的根本性转变。相关法律辩论将于5月继续进行，其结果将深刻影响未来AI技术与政府权力之间的边界划分。

当最先进的AI模型既被视为最强的网络安全盾牌，又被看作最严峻的系统性风险时，现有监管体系在应对这种“能力即风险”的双重属性时显得捉襟见肘。填补这一空白的过程，正以惊人的速度实时上演。

青岚个人视点

此次事件远不止于一场会议或一次制裁，它是一面棱镜，折射出AI时代权力结构的多重裂痕。技术垄断（摩根大通独家访问权）与风险共担（五大行共同参会）的错位，暴露了公私部门在应对新兴威胁时的协同失灵。联邦机构间的立场矛盾，则揭示了旧有监管框架在“智能体”面前的认知失调——我们仍在用工业时代的“工具”逻辑，去规制可能具备自主性的“能力”。最值得警惕的是“供应链风险”标签的滥用，这实则是将商业伦理争议安全化，为技术治理开了一个危险的“政治解决”先例。当防御与进攻的边界在代码层面变得模糊，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快的监管反应，而是一场关于AI本体论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