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一场OpenAI全员视频会议的最后几分钟，成为AI行业格局重塑的起点。时任政策负责人Jack Clark在聊天框留下"我爱你们所有人"后，七名核心成员的屏幕同时变黑——邮箱权限被撤销，Slack账号遭注销，笔记本电脑被远程锁定。这不是技术故障，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分道扬镳的终章。

这七人由Dario Amodei带领。作为OpenAI研究副总裁，他是GPT-2与GPT-3的核心推手，也是内部那份26页技术路线论文的执笔人。他离开的动机并非薪酬或头衔，而是对管理层——尤其是Sam Altman——信任的彻底崩塌。

据《大西洋月刊》记者Kevin Roose历时数年、采访超过150名相关人士后披露，裂痕的种子早在2017年便已埋下。

一份26页论文与Amodei的技术野心

2016年，Dario Amodei从谷歌转投OpenAI。他戴着圆框眼镜，棕色卷发，紧张时会不自觉地用手指缠绕发卷。前同事评价他"天才，但固执"。

他表达观点的方式是写长文。2017年，他完成了一篇26页的内部文章《计算大团》（Big Blob of Compute），核心论点极为直接：机器智能本质上是规模的函数——模型越大，能力越强。这一判断将OpenAI的研究方向锚定在大语言模型（LLM）路径上，为GPT-2和GPT-3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他的团队提出了预测模型性能提升的"缩放定律"（Scaling Laws），并开发了让模型远离有害输出的"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技术。职业前景一片光明，但Amodei却日益确信：自己不会留下来参与GPT-4的开发。

"国家计划"：信任崩塌的导火索

Amodei对公司领导层的信心持续流失。在他看来，Sam Altman是"两面派的操纵者"，总裁Greg Brockman则"贪恋权力且不计后果"。他反对将OpenAI商业化的决策，认为这背离了"不受财务回报需求限制"的创立初衷。

更深层的矛盾来自内部派系斗争。一位曾与Amodei交流的人士透露，他当时认为OpenAI就是"一场闹剧"，"由缺乏诚信的人掌管"。

真正的导火索在2017年点燃。马斯克撤出OpenAI后，公司资金链紧张。据五位知情人士透露，Brockman和Ilya Sutskever构思了一个代号"国家计划"的筹资方案：在美国及其他大国政府间举行拍卖，出售OpenAI未来AGI技术的权利。

其逻辑是：AGI具有极强的国家安全属性，迟早会被政府从私营企业手中收回。既然终将交出，不如现在变现以换取发展资金。

Amodei对此感到震惊。他认为向政府兜售AGI与OpenAI的使命完全相悖。2017年12月，他致信Brockman、Sutskever及其他高管，措辞毫不含糊：

"在我看来，这项计划非但不能减少，反而会加剧军备竞赛，有可能引发人权暴行……并会破坏OpenAI的道德合法性。"

他坚持OpenAI应始终为"造福人类"而优化。OpenAI发言人后来对《大西洋月刊》表示，公司"曾短暂考虑过是否将OpenAI转变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但"从未考虑过向任何国家出售AGI"。该方案最终因微软入局而搁置，但Amodei没有忘记。

猜疑链：从名单隐瞒到侃爷事件

此后两年，裂痕持续扩大。Amodei开始系统记录他认为被Altman误导的时刻。

在GPT-3私人内测期间，Amodei向Altman索要获批客户名单，Altman发来一份。但Amodei随后声称发现了另一份更长的名单，而Altman对此只字未提。在与微软谈判10亿美元投资时，Amodei极力要求保留OpenAI章程中的"合并与协助条款"——即若出现更安全的AGI项目，OpenAI应停止竞争并协助对方。Altman告诉他微软不同意，但Amodei坚信Altman为促成交易而让步甚至撒谎。

更令Amodei无法接受的是某些商业决策的草率。2020年，Altman会见说唱歌手Kanye West，提议让其参与GPT-3内测。当时Kanye刚发布疑似对着格莱美奖杯小便的视频，精神状态极不稳定。政策总监Jack Clark最终出面阻止了这一计划。

单独看，这些事件或许不足以促成辞职。但在Amodei的认知框架中，它们拼凑出一个结论：绝不能将AGI这样强大的技术交到这样的人手中。

安全派小圈子与"BATNA"频道

Amodei的妹妹Daniela Amodei同样对OpenAI感到厌倦。作为曾在政界工作的高情商管理者，她成为哥哥技术狂热的补充。但随着她接管更多技术团队，与管理层的冲突日益加剧。

Daniela有一套独特的冲突处理机制——毛绒玩具顾问团。她和董事会成员Holden Karnofsky收集了大量毛绒玩具并赋予角色：懒惰的猫Jinji鼓励她取消会议；粉红熊Maura是注重细节的A型管理者；熊猫Beary Bonds则是"慷慨和同理心的守护熊"。她用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进行管理角色扮演。

到2020年，Amodei兄妹开始在OpenAI内部建立核心圈子。他们建立私密Slack频道，使用非技术人员难以理解的"安全黑话"。前同事回忆："Dario有个习惯，直接说'我们必须做X，这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这像是赢得任何争论的捷径——'因为安全'。这让非安全团队非常恼火。"

2019年，Amodei一度考虑跳槽DeepMind。但负责缩放定律研究的物理学教授Jared Kaplan提出了一个更具颠覆性的想法：既然理念不合，为什么不带上所有注重安全的人自己开公司？

2020年，GPT-3发布的同一年，Amodei凑齐了7名联合创始人。在彻底摊牌前，他向Altman提出一系列留任条件，包括给予安全团队对新产品发布的"一票否决权"。他知道这多半会被拒绝，只希望借此迫使Altman妥协。

谈判期间，这7人建立了一个名为"BATNA"的秘密Slack频道——这是商学院术语，意为"谈判协议的最佳替代方案"，随时准备走人。

屏幕骤黑：一场体面的"离婚"

确认Altman不会满足要求后，"BATNA"团队聘请律师，开始谈判被称为"离婚"的条件。双方达成协议：离职团队可在数周内招募想要的员工，换取此后一年内不挖角承诺；可带走部分内部研究文件；双方签署互不贬低协议。

2020年12月，决定命运的全员线上会议召开。Altman照常开场通报研究进展，随后将发言权交给Amodei。

Amodei平静宣布，他和另外6名领导层将辞职，成立一家专注于安全的AI组织。聊天窗口瞬间被震惊的表情符号淹没。在满屏错愕中，Jack Clark敲下最后一句话："我爱你们所有人。"

紧接着，7人的屏幕全部变黑。OpenAI将他们踢出会议，撤销权限，远程锁死电脑。

几个小时后，这批新失业的创始人召开第一次视频会议。没有电脑、没有GPU、没有数据，公司域名甚至还没定好（原本想叫Sparrow Systems，最终定为Anthropic）。但他们在屏幕前举杯庆祝，笑得比过去几个月都开心。

从50人到数千人：一场"成功的灾难"

五年过去，现实与初衷形成了巨大反差。

2021年Amodei撰写的成立愿景中，他设想的是一家约50人的小型AI安全研究实验室，并预测构建AGI只需约100亿美元。2023年夏天，这里还像个繁荣的大学植物实验室——160名痴迷安全的员工挤在一起吃纯素三明治，用Liquid Death气泡水空罐堆起王座。

但到2025年冬天，Anthropic已变成指挥中心。员工膨胀至数千人，搬进安保森严的高层建筑，入口处站着魁梧的保镖，训练新版Claude的楼层对内部员工都要求特殊权限。Amodei成了乘坐包机、有保镖簇拥的科技巨头，正冲刺万亿估值的IPO。

Daniela将这一切称为"成功的灾难"："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充满压力。这让人害怕，因为我们随时可能失去它。这仅仅是商业方面。然后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会不会意外地让事情变得更糟？"

无法和解的敌意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与OpenAI的死敌关系。据熟悉他们的人透露，Dario和Daniela依然鄙视Altman和Brockman。在Anthropic内部Slack群中，Dario甚至直言Altman和OpenAI是"邪恶（evil）"的，以至于2023年OpenAI董事会政变期间，公关高管要求他删除这条消息以防泄露。

而在OpenAI这边，员工私下将Amodei兄妹描述为"渴望权力的美德信号发送者"，指责他们虚伪——表面警告AI风险，私下加速竞赛。

这构成了硅谷当下最深刻的黑色幽默：两拨人都在倾尽算力训练AI保持善良、同理心与克制；但作为创造者的人类，却始终无法放下对彼此的深仇大恨。

市场资讯部点评：

OpenAI与Anthropic的分裂并非简单的商业竞争，而是AI治理理念在资本压力下的必然碰撞。Amodei对"国家计划"的激烈反对、对安全否决权的执着，折射出AI安全派与商业化路线之间难以调和的张力。五年后，Anthropic从50人实验室膨胀为万亿估值巨头，其"安全优先"的定位在规模扩张中面临严峻考验。这场决裂提醒市场：当AGI的潜在价值足够巨大时，理念分歧最终会以组织分裂的形式定价。对投资者而言，两家公司的竞争格局将持续影响AI赛道的技术路线与监管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