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币收益之争：CLARITY法案陷入僵局的核心
近期，美国加密货币市场结构法案（CLARITY）的审议进程遭遇波折。随着关键参与方的态度反复及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审议推迟，法案推进陷入停滞。当前争论的核心，已明确聚焦于“生息型稳定币”的合法性问题上。
此前通过的GENIUS法案为争取传统银行业支持，已明文禁止稳定币发行方向持有者直接支付利息。然而，该法案存在一个“漏洞”：它并未限制第三方机构向稳定币持有者提供收益奖励。这一设计引起了银行业的强烈不满，并试图在CLARITY法案中彻底堵死所有可能的生息路径，此举自然遭到了加密货币行业代表（如Coinbase）的坚决反对。
一个根本性问题由此浮现：为何传统银行业对生息型稳定币如此忌惮，必欲全面封禁而后快？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深入剖析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盈利内核。
驳斥“存款外流论”：资金始终在体系内循环
银行业反对生息稳定币时，最常抛出的理由是“担忧引发银行存款大规模外流，进而削弱银行信贷能力”。例如，有银行高管曾声称，数万亿美元存款可能迁移至稳定币。
然而，这一论述存在根本性误导。以USDC等主流合规稳定币为例，当用户将1美元兑换为稳定币时，这1美元并未消失，而是转入发行方（如Circle）的储备金库。这些储备金最终仍以现金存款或短期国债等形式，回流至银行体系内部，并同样可作为银行信贷的基础。
关键结论在于：稳定币本身并不会导致银行体系存款总量的净减少。资金循环的闭环决定了其始终在金融系统内流转。问题的实质，远非简单的“量变”，而是更深层次的“质变”。
解剖美国大行盈利模式：低息存款的巨额利润
要看清这场博弈的本质，需要了解美国商业银行系统的分化格局。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在吸储策略上逐渐分化为两种模式：
- 高利率银行：多为数字银行或专注资本市场的机构，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存款利率吸引资金，以支撑其贷款和投资业务，资金成本较高。
- 低利率银行：以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等全国性商业银行为代表。它们凭借庞大的零售客户基础、强大的品牌效应和广泛的物理网点，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吸收存款，无需参与高息竞争。
这种模式差异导致两类银行间的存款利率差可超过3.5%。低利率银行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存款结构：它们持有大量“交易型存款”。这类存款主要用于日常支付、转账和结算，客户粘性高，对利率极不敏感，因此银行只需支付微不足道的利息（甚至接近零利率）。
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数据，美国储蓄账户平均年利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而大型银行支付给普通储户的实际利率，远低于同期美联储的基准利率。这产生了巨大的“利差收益”。
有行业分析师测算，美国大行每年仅从存放在美联储的准备金利差中，就能获利超千亿美元，再加上支付、结算等环节收取的手续费，每年来自传统存贷及支付业务的收入可超过3600亿美元。这构成了它们利润的基石。
生息稳定币的真正威胁：重构存款结构与利润分配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息型稳定币触及了银行业的根本利益。
稳定币的核心应用场景——支付、转账、结算——恰恰与银行“交易型存款”的功能高度重合。此前，由于稳定币本身不产生收益，且银行存款尚有微薄利息，稳定币对这部分核心资金构成的威胁有限。
然而，一旦稳定币被允许生息，游戏规则将彻底改变。可观的利差将激励用户将原本存放在银行、用于交易目的的资金，转换为生息稳定币。尽管这些资金最终仍会作为储备金回到银行体系，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
- 存款性质转变：资金从银行的“低成本交易型存款”，转变为稳定币发行方存入的“高成本非交易型存款”（因为发行方需要将储备金投向国债等生息资产以支付用户收益）。
- 银行成本抬升：银行失去了宝贵的低成本负债来源，被迫为这部分资金支付市场化的利息，直接压缩其核心利差收入。
- 收入分流：原本由银行垄断的支付、转账手续费收入，将被稳定币发行方、钱包服务商及底层协议层分流。
因此，银行业的真正恐惧，并非存款“流失”，而是存款“结构变迁”及其引发的“利润再分配”。生息稳定币像一把钥匙，有可能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它挑战了银行赖以生存的、近乎零成本获取交易资金的商业模式，并将部分利润从银行体系转移至加密货币生态。
这解释了为何在CLARITY法案的博弈中，生息稳定币条款会成为最尖锐、最难以调和的核心矛盾点。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创新与监管的辩论，更是一场涉及数千亿美元利润分配的深刻产业变革前哨战。
